商标类刑事案件里，最常见的开局是这样的：办案机关把涉案标识和注册商标图样放在一起看了一眼，觉得“挺像的”，于是立案、抓人、移送起诉。涉案金额一算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，量刑建议直接奔着三年以上去。

但“挺像的”，是民事侵权和日常判断的语言，不是刑法的语言。

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核心构成要件，写的是“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”，而不是“近似”。民事商标侵权中，只要标识近似、足以造成相关公众混淆，就可以构成侵权；但到了刑事层面，“近似”本身不产生定罪效力。把民事上的“近似侵权”直接套用成刑法上的“相同商标”，是商标类刑事案件中最常见、也最值得较真的定性偏差。

在广州办理商标类刑事案件，第一步要做的，往往不是去争金额，而是回到标识本身：这个标识，在刑法上到底算不算“相同”？

一、刑事的“相同”，比民事的“近似”窄得多

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罪，要求“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”。这里的“相同”，司法解释进一步限定为两种情形：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，或者与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、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。

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，缺一不可：视觉上基本无差别，且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。这不是一个“像不像”的主观感受问题，而是一个需要逐项比对的构成要件判断。

而民事商标侵权的判断逻辑完全不同。民事上关注的是“近似”与“混淆可能性”，保护范围更宽，目的是防止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。民事侵权中的“近似”，对应的是停止侵权和赔偿；刑事犯罪中的“相同”，对应的是定罪和刑罚。 两者的门槛不在同一个层面上。

2025年“两高”发布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，进一步明确了“相同商标”的认定标准，恰恰说明这个问题在实务中争议之大、必须严格界定。如果办案机关在判断“相同商标”时使用的标准，实质上等同于民事侵权的“近似”标准，那么刑事打击的范围就被不当扩大了，原本只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标识使用行为，被升格成了犯罪行为。这正是这类案件最核心的辩护空间所在。

二、“视觉上基本无差别”，到底怎么判断

“视觉上基本无差别”不是一句可以随意填充的口头标准。它指向的是标识在视觉呈现上的高度同一性，而不是“远看差不多”或者“整体感觉像”。

实务中，大量被指控的标识与注册商标之间存在肉眼可见、可描述、可固定的差异。有判决明确指出，被告人使用的商标是“仅有英文”的文字商标，而涉案注册商标是“中英文组合”的文字商标，二者不完全等同，也不具有“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”的情形，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。标识组合结构的改变、核心元素的增删、文字排列方式的调整、图形轮廓的实质性改动——这些差异一旦形成独立的视觉表达，就不再是“基本无差别”，而是“可以区分”。

关键在于，这些差异不是靠感觉来论证的，而是靠比对方法来固定的。扣押实物、商标注册证图样、公证照片，逐一对照字体、比例、构图、颜色、文字组合方式、图形结构，把每一处差异落到具体的视觉特征上。差异越具体、越可描述，就越能说明这个标识已经超出了“基本相同”的射程，进入了民事“近似”的范畴。

而“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”这一要件，同样不能被虚化。它不是“只要像就可能误导”的自动推定，而是需要结合标识的整体视觉效果、商品的类别和销售场景来判断。如果标识的差异足以让相关公众在视觉上识别出不同，误导性的基础就不牢固；如果视觉差异本身已经显著，仍然以“可能混淆”来反推“相同商标”，逻辑上就颠倒了——先有了定罪的结论，再去找理由。

三、这个区分为什么值得“较真”：它决定的是罪与非罪

在商标类刑事案件中，很多家属的注意力集中在“金额能不能减”“能不能取保”“能不能缓刑”上。这些当然重要，但“相同商标”这个要件如果本身不成立，讨论金额和量刑就失去了前提。

实务中已经出现多起因标识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“相同商标”而宣告无罪的判决。有案件销售金额达到141万元，法院仍然认定涉案标识与注册商标不构成“相同商标”，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。金额本身并不自动决定罪与非罪——构成要件不成立，金额再大，刑事定罪的基础也不存在。

这也意味着，在商标类案件中，罪名定性的辩护和金额的辩护应当分开来做，而且定性应当放在前面。如果标识本身的同一性存疑，首先要解决的是“这个行为是否落入刑法评价范围”的问题，而不是在刑事框架内去讨价还价。一个在民事上可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标识使用行为，在刑事上未必构成犯罪；把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之间的这条线守住，是这类案件中最有实质意义的辩护工作之一。

四、孙浩宇律师：商标类犯罪的定性判断，需要看懂侦查卷宗，也需要看懂审判标准

“相同商标”的辩护，难在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字比对。侦查阶段扣押了哪些实物、比对样本是怎么选取的、鉴定或比对意见是怎么形成的、讯问中当事人对标识来源和差异的描述是如何被记录的——这些材料决定了辩护的起点。而审判阶段法官在审查“视觉上基本无差别”时，关注的是差异是否具体、比对方法是否可靠、误导性的论证是否扎实——这决定了辩护的方向。

孙浩宇律师 | 综合大所广东凯君瀛信律师事务所 | 刑事团队主任 | 累计经办案件总金额超10亿元，客户满意度98%+，多案获不起诉、撤案、死刑改判、缓刑等显著成果。

孙浩宇律师拥有公安刑侦中队长、法院审判骨干、专职刑辩律师三重履历。做刑警时，他清楚商标类案件的现场扣押、物证固定和标识比对在侦查阶段是如何完成的，哪些比对样本的选取和差异记录在证据上经不起推敲；在法院工作时，他熟知法官在审查“相同商标”这一构成要件时，真正看重的是视觉差异的具体性、比对方法的可靠性，以及“误导公众”的论证是否建立在扎实的证据之上，而不是一个笼统的“看起来像”。这种侦查与审判的双重视角，让他在面对商标类案件时，能够跳出“金额多少、认不认罪”的惯性讨论，回到标识同一性这个定罪前提上去寻找真正的空间。

最后提醒：标识的定性，在案件早期就已经开始成形

商标类案件中，“相同商标”的判断，很大程度上在侦查阶段的扣押、比对和第一次讯问中就已经埋下了基础。现场查获的是哪些标识、比对时选取的是什么样本、当事人如何描述标识的来源和差异——这些细节如果不在早期得到专业审视，等到起诉书把“相同商标”作为既定前提写进去，再想推翻这个前提，难度会显著增加。

如果你或家人正面临商标类刑事案件的调查，对涉案标识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“相同商标”存在疑问，建议在定性框架尚未固定时，尽早获得专业的法律判断。